《中庸》里讲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。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”这里的“诚”，指的是自然界一切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没有虚假。我们人作为天地万物之灵秀，应该把追求真诚作为立身处世之本。《论语》也讲：“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”“谨而信，泛爱众”；曾子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；孟子说：“朋友有信”，都是在强调诚实守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，只有彼此真诚，才能成为朋友。

所以，“诚信”二字需要拆开来看。诚，是内在的品质；信，则是外在的表现。怀着诚实不欺的心，并付诸实际行动，这就是“诚信”。

在古人看来，诚信就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。孔子讲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輗，小车无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人如果没有信用，那真不知道怎么能行于世、立足于社会，没有了诚信就像是大车没有了马和车身的木销子，小车没有车杠与横木相接的销钉，还能靠什么行走呢？

所谓“君子养心，莫善于诚”“诚外无物”“宁失千金，不失诚信”，历史上关于诚信的故事更是比比皆是。

《史记》中有一则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，说的就是取信于民的事。秦孝公时期，商鞅任丞相，为了推行新的法令，让老百姓遵循，就必须要取信于民，得到百姓的支持。于是，商鞅想出一个方法，他命人把三丈高的木头立在国都的南门，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，就给予谁十金的赏赐。百姓感到非常奇怪，哪能这么容易就得到十金，所以就没有人去搬这根木头。随后，商鞅又发布命令，能搬者给予五十金的赏赐。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把这根木头扛到了北门，商鞅马上就给了他五十金，以表明政府诚信不欺。这一立木取信的做法，让秦国的老百姓相信了商鞅的言而有信，从而使新法得以顺利地推行实施。后来，同样立志推行改革的宋代大臣王安石写了一首诗来赞扬商鞅：“自古驱民在信诚，一言为重百金轻。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”

诚信不仅是处世之本，也是立业之基。因为诚信不仅仅是个人品行的重要特质，而且在成就事业方面，也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。大家看中国历史上，每个朝代都有依靠诚实守信而取得巨大成就的著名人物。比如说，春秋战国之交的“陶朱公”范蠡，他经商有道，重视诚信，后世的生意人，都供奉他的塑像，尊称他为“中华商祖”。

对于个人来说，要想培养高尚的品行，最基本的就是要讲诚信；对于现在的企业来说，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、信用经济，而诚信，就是企业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；对于政府来说，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，必须取信于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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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得挺弯弯绕的，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：科学家假设人类是“理性决策者”，随时试图最大化利益——利己行为中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，利他行为中则是最大化他人的利益。
然而，利他行为的低效特点似乎违背了这一“理性决策者”假设。相比从前的“情感和认知局限”理论，这篇文章的观点圆上了逻辑：利他行为的重要动机是为自己和亲人争取社会奖励（物质和精神上的都有），由于人类是“理性决策者”，他们会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多的奖励，因此他们有动机利他，却只会低效地利他。
不仅如此，作者还对社会奖励的缺失做出了猜想。他们提出，“善举”必须满足三个条件：1）定义明确，2）容易观察，3）标准统一。一个能获得社会奖励的行为，必须能被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是一件“好”事，且容易取得直接的观察证据。
因此，相比去试图去份“虽然他只有十块钱，但全捐了出来”和“虽然他捐了十块钱，但他有一百呢”的高下，社会往往会采取重结果、轻动机的方式规避这种界线模糊的难题——一视同仁，捐了钱就是好的，捐多捐少、怎么捐、为了什么捐，都没有那么重要。这个观点其实有一点中国人“水至清则无鱼”的意味：有时候计较得太明白容易适得其反。允许个体的“私心”存在，奖励他们的小善行，反可能更有利于整个群体的发展。
人类是复杂的动物，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社会，人类的社会行为更是盘根错节、极尽精微。正如文章作者所指出的那样，很难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所有情况。加之实验本身的样本多样性局限、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实验室实验的设计局限，想要理解利他行为及其低效性还需要更多的研究。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